2018年，一份中戏表演系的艺考成绩单被许多媒体争相报道，易烊千玺、李兰迪、胡先煦这三个名字，以极高的分数和排名，正式与“学霸”、“专业顶尖”等标签绑定。那时，他们的导师，正是刚刚升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的郝戎。谁能想到，七年之后，2025年12月19日，郝戎院长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，主动投案的消息，会让这张尘封已久的成绩单，以另一种方式重回公众视野，并点燃了更激烈的讨论。
当“院长被查”和“明星考生”这两个关键词被放在一起，网络记忆瞬间被激活。最被频繁提及的一个“巧合”是：有网友对比发现，2018年和2019年中戏表演专业部分考生的最终成绩，存在惊人的相似度，甚至具体分数和小数点后几位都一模一样。这种统计学上概率极低的现象，立刻被解读为某种“模板化”操作的痕迹。尽管这始终是未经证实的网络传闻，但在郝戎案发的背景下，它迅速从旧闻变成了一个亟待解答的悬疑线索。人们不禁要问，如果管理环节出了问题，那么在其治下最受瞩目的招生环节，真的能独善其身吗？
舆论的焦点，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当年那批最耀眼的明星学生身上。易烊千玺，作为2018级表演专业的第一名，再次被推到了话题中心。他的演艺之路，堪称一部“完美剧本”：顶级偶像团体出身，转型演员后，接拍的电影项目几乎都是大导演、大制作，饰演的角色也多集中于社会关怀题材，如《少年的你》中的小混混、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中的癌症患者、《奇迹·笨小孩》中的创业青年，这些角色本身就容易引发共情和奖项评审的青睐。最终，他在2025年成功摘得影帝桂冠，完成了从流量到实力派公认的跨越。
但这条看似完美的道路，并非没有波澜。2022年，那场轰动全网的“小镇做题家”风波，正是因他和其他几位明星考取国家话剧院编制一事引发。当时，公众质疑的焦点在于招聘程序是否公平，是否存在“明星特权”挤占了普通毕业生的机会。虽然最终他以“放弃入职”的方式平息了事件，事业也未受明显影响，但“程序公正”的疑问，已然种下。如今，当年录取他的学院的院长被调查，这个旧问号被无形中放大，与新事件产生了微妙的勾连。很多人开始重新审视：他一路所获得的顶级教育资源、行业机会和最终荣誉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天赋与努力的必然，又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与我们所不知的“系统”有关？
争议不仅仅存在于入学关口。在他获得影帝后不久，一个更为行业内部所关注的话题浮出水面：国家话剧院首部原创话剧《屈原》的主角人选。有戏剧圈内人士在社交媒体上透露，该角色最初并未考虑易烊千玺，但在复杂的“协调”后最终花落其家。这种说法立刻引发了话剧爱好者与影视粉丝的论战。一方认为，话剧舞台是演技的试金石，应该由功底深厚、舞台经验丰富的演员担纲；另一方则认为，明星效应能让更多人走进剧场关注话剧，是双赢。然而，郝戎案发生后，这部分讨论的弦外之音变了。人们开始猜测，在诸如顶级话剧角色分配、重要电影项目选角这样的稀缺资源争夺中，是否存在一条从学院到行业的、隐性的利益输送链条？院长的影响力，能否穿透校园围墙，直接作用于毕业生的职业发展？
让我们把视线拉回郝戎本人。他并非一个简单的行政官员，而是一个学者型官员，更是一个实践者。他导演过《秦王政》《兰陵王》等多部话剧，开云官方体育app自己也曾是演员，并长期主张“表演系教师不能只会讲课，必须会演戏”。这种“双肩挑”甚至“多肩挑”的身份，让他积累了庞大的行业人脉和资源。一方面，他作为院长，掌管着中国表演艺术最高学府之一的招生、教学和学位授予大权；另一方面，他作为导演和业内权威，又与剧院、制片方、评奖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这种角色混同，本身就存在极大的利益冲突风险。他的被查，恰恰揭示了艺术教育管理与行业市场边界模糊的灰色地带。一个院长手中的权力，或许远远不止于一纸录取通知书。
再看看其他被卷入讨论的明星。李兰迪，2018级女生第一名，入学后持续有影视作品播出，虽不及易烊千玺声势浩大，但星途平稳。胡先煦，同年男生第二名，童星出身，基础扎实，近年来也在影视剧中有不错表现。他们二人的名字在此次事件中被连带提及，更多是因为那份成绩单的集体性。当公众对某一环节的系统性产生怀疑时，处于这个系统顶端的受益者，无论个体是否知情或参与，都很难完全脱离质疑的声浪。这形成了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局面：当年艺考的成功，是他们专业能力被权威认证的荣耀；如今，同样的成绩，却可能因为授证者的倒掉，而变成需要被重新审视的“原罪”。
网络信息的传播进一步复杂化了这幅图景。除了成绩雷同的传闻，还有各种关于“明星考生享有单独考场”、“考官特殊照顾”等匿名爆料在小范围传播。这些信息真伪难辨，却极大地煽动了公众的情绪。它们与“小镇做题家”事件形成的记忆叠加，共同构建了一个“特权阶层侵占普通人上升通道”的叙事框架。在这个框架下，郝戎的被查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腐败案件，而是被看作了验证这个宏大叙情的第一个确凿证据。人们等待着调查结果能触及招生领域，给这些年的猜测一个官方答案。
必须指出的是，截止目前，没有任何官方调查结论表明2018年或2019年中戏的招生工作存在违法违规问题，更没有证据指向任何一位明星考生个人在入学环节有不当行为。易烊千玺等人的专业成就，市场和高额票房回报是最直接的检验。然而，公众的质疑情绪，已经超越了对具体个人行为的追究，上升为对一种机制、一种环境的不信任。这种不信任感的根源，在于信息的不透明和权力可能被滥用的巨大想象空间。
艺术院校的招生，尤其是表演专业的招生，长期以来因其主观性强的特点而自带“黑箱”色彩。考官的个人审美、临场判断对结果影响巨大，这本来是为了保护艺术选拔的多样性，但也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缝隙。如何在不损害艺术规律的前提下，建立更透明、更规范、能让公众信服的监督机制，是郝戎案抛给整个艺术教育界的沉重课题。当一位院长可以同时是考官、导演、项目决策影响者时，如何约束他的权力，防止其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、辐射行业的小圈子利益集团，是制度设计必须面对的挑战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如今，郝戎案的调查仍在进行中。它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头，激起的涟漪已远远超出了违纪违法本身。它搅动了关于教育公平、明星特权、艺术圈资源分配以及学术行政权力边界的一池深水。每一个与此事相关的名字，都被卷入了这场重新评估之中。公众拿着放大镜，审视着从艺考分数到角色分配的每一个细节，试图拼凑出权力在光影交织的艺术世界里，究竟是如何悄无声息地运作的。而所有这些讨论，都始于2025年那个冬天，一份突如其来的官方通报，和人们记忆中那张2018年夏天闪闪发光的成绩单。舆论场正在等待下一个确切的答案，而在此之前，猜测、分析、争论与回忆，构成了当下最大的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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